3000多人。

韩福东：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没有西安事变，全面抗战会延后吗？中国未来的格局会不一样吗？西安事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杨奎松：过去在美国有一个叫吴天威的教授，写过一本书叫《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他的这个书名应该说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多少年来，国民党的说法就是，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开始从成功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他们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都是因为西安事变，所以他们对张学良、杨虎城恨得要死。从中共角度来讲，毛泽东他们这一代领导人之所以一直将张学良、杨虎城称作“民族英雄”，也是因为对张、杨确实存在一种感恩的心情。因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即我们剩下的这些领导人搞不好都会进监狱。毛的原话是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因为当时红军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红军虽然有计划再搞一次长征，但试想一下，中央红军从江西出来一直往西打，走的是地方军阀控制的几省交界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和中央军正面交过手，就这样转了几个月到四川时，只剩下1万多人。到了陕北，只剩下6000多人，损失减员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红军当年从江西出来的时候，准备了好几个月，人强马壮。1936年11月的时候，二、四两个方面军都已残缺不全，二方面军1万多人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几乎不能打仗，四方面军2万多人过了黄河，进了甘肃，后来全军覆没，剩下的两三万人大冬天还穿着短裤短衫。整个部队粮草、被服全无来源，枪弹也严重不足，中央军已经和红军正面交锋，要想再打到已有中央军严防死守的山西、河南、陕西这些地方去，恐怕打回来的可能都没有。这也是毛泽东讲等着他们的可能是牢狱之灾的原因所在。

韩福东：即便没有西安事变，中共有统战的策略，又有苏联的影响，就不可能与国民党达成统一抗日的协议吗？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前夕已经没有可能了。蒋介石本来是想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他在1936年初就提出了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条件，就是想要通过收降地方军阀的办法，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把中共苏维埃政权取消，给中共一小块地方，搞一个地方政府。如能解决，就好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人了。中共最初不同意蒋的办法，要和蒋搞联合政府，要南京与中共，加上地方实力派，共同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双方多次谈判都谈不拢，直到共产国际出面干预，改变策略，到1936年11月红军已经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才同意按照蒋的办法做。但蒋介石眼看红军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到甘肃来，中央军很容易集中消灭红军了，他的要价又高了，要收编红军，并要求毛、朱离开军队，到南京做官或出洋。中共当然也很难接受。当时在蒋介石看来，就是他对张学良所说的那句名言，即“最后五分钟的努力”。他已经看不出为什么还要和中共谈判了，干脆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好了，双方还怎么可能再去达成什么协议？结果很清楚，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共很可能会失败，但问题是，蒋介石太失算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张学良会背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