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境界的，但境界难以独立突破
往往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形形色色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产物，只是有的人已经把它简化，有的人把它复杂化，有的人乐于深入其中，有的人含笑面对，而有的人则将其彻底抛弃。而任何关系及其交往，都有个关系境界问题，能不能到达高境界，除去个人天然素质，又多由天缘锁定，非单纯人欲所能为也，因为创造境界的需要双方，而不是单方。作为夫妻，能到达项羽与虞姬那样的关系境界，作为朋友，能到达伯牙与子期那样的关系境界，作为异性兄弟，能到达刘备与关羽那样的关系境界，己经是可歌可泣了。而这样的人生又未免太认真、太原则、太信仰，因而也就未免让人太沉重。换一种轻松方式来看，人生有时又是一团泥，可以任意捏造、随意把玩，从这个角度说，人生就是玩游戏，只是游戏的内涵不同罢了，作为政治盟友，能玩儿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那样的关系境界，作为娱乐盟友，能玩儿出冯小刚与葛优那样的关系境界，也算是很有几分高明了。他们不仅玩儿成功了，而且人生默契快活或洒脱。比如冯小刚与葛优，不要说玩儿电影，就连做广告都在玩儿，“对，是，那当然，你得来一本，E人E本。”谈笑间，就把钱挣了，顺便也把知名度扩张了。象冯小刚这样的现代化了的“类人猿”，如果不是通过玩导演把那点儿玩弄艺术的才能发挥出来，莫说颇有几分女人味道的徐帆，恐怕连虎妞也会见他就跑，宁肯嫁给车夫骆驼祥子。冯小刚是中国丑男人的最大成功者，他那实实在在、坦坦荡荡、有啥说啥的皮实人性，确有几分做人的定力或曰魅力，徐帆嫁给他也不是白嫁的，实在也是因为以为值得。

人生无论做何事，是否已经达到豁出去的境界，是至关成败的，诸如革命，早期中共之所以能干出新中国，除了有主席这样的高人指导，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早期共产党人和劳苦大众都达到了豁出去的境界。倘若在今天发生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豁出去呢？宋江老是暗恋朝廷，渴望在体制内坐把交椅，所以他是不可能豁出去的，即便革命，也是虚的，也不会彻底，也只不过是为招安增加砝码，以便于向朝廷索取更高地位，而方腊就属于豁出去的人，对朝廷已经彻底不抱有任何幻想的人，所以敢于与朝廷分庭抗礼，所以他的革命就有所成功，他的死也比宋江的死更富有英雄之气。

实际上，广义上的文化人是不可能不问政治的，因为政治也是文化，而且制约着人文文化的规模内涵与形式，之所以有些文人似乎在远离它淡化它乃至避而不谈，或故意扯些风花雪夜山水明月之类的闲话，实在是因为既干预不了也改造不了，又不愿闻其肮脏龌龊之气，故不屑于进入它或亲近它，因而才不得不佛袖而去，流浪于江湖，纵情于山水，流连于风月雪野，以图自我心灵的宁静与净化，那些清高自恋的魏晋文人，就曾经形成过中国历史上脱离世俗政治藩篱自得其乐的一族，并形成了一定规模与非主流文化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