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工资占 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以 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 10万亿元GDP 的12％和城市居民 3.7 万亿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即使将农民的 2万亿收入也算作劳务性收入，劳务性收入也仅占当年 GDP的32% 。有专家估计，如果将低估的因素考虑进去，劳动者的劳务性收入将占到GDP的 45%。应当说，即使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这个比例也是相当低的。

在我曾写过的《使事情进入可治理状态》一文中，我曾指出如下几点：第一，现在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顽症，是因为其已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第二，一些问题之所以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是因为基础秩序包括基础制度的崩解和失效；第三，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通过重建基础秩序使事情进入可治理状态。这样的思路完全可以应用到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规范财富分配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