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对以上子夏易学资料考证作一总结。（一）（二）（三）（四）（五）条说明《子夏易传》的作者确应为孔子弟子卜商卜子夏，《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成书确应较早，《子夏易传》的作者为汉人韩婴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六）（七）（八）（九）（十）条说明子夏对《易》之“古义”，如八卦古逸象、逸数、古“卦气”说、古《易》道阴阳重象数等古《易》内容和特质，熟知并能深入把握。（五）（七）（十）条说明子夏对孔子由象数而达于道的易学新理路、“性与天道”的易学“新义”，有深入的契会和领悟。《子夏易传》虽已亡佚，由以上考证，我们可推知子夏易学的思想特色当是《易》之“古义”和“新义”兼容。

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实有一重大转折。孔子之前的易学，是为《易》之“古义”，这些“古义”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的卜筮之旨。孔子从《易》之“古义”出发，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由“明数”而“达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开拓出研《易》新理路，创造出易学新理境，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将《易》之“古义”发展为《易》之“新义”。孔子讲《易》，讲卜筮，更讲德义；讲阴阳、五行、“卦气”，更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讲《易》之“古义”，更由“古义”生发“新义”。因此，孔子易学，既包含《易》之“古义”，同时更有“新义”，是容“古义”和“新义”于一体的儒门新易学。帛书《要》曰：“夫子老而好《易》……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之好之乎？’夫子曰：‘……予非安亓用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亓用而乐亓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要》篇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孔子新易学的特点，同时也说明对这一新易学，时人甚至孔子的一些高足，如子赣（即子贡）等人，都不能理解，以至孔子发出“疑丘”的感叹。

从上面的考证，可知子夏对孔子的新易学则有深入的理解，他既熟知其“古义”，又能契会其“新义”。据《论语·子张》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四书集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子夏认为《易》之卜筮虽属小道，但也有“道”在，因此“必有可观”，但不可拘泥沉溺于此，必须超越它、提升它，要以成就君子大道之学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新易学观完全一致。子夏的这种易学观可能是自己在研《易》中形成的，也可能是受自于孔子而形成的，但不管怎样，孔子和子夏易学观一致，在研《易》中师生二人于心戚戚、感而遂通，是可以想见的。在孔子授《易》的“二三子”诸弟子中，子夏受于孔子《易》必良多，当最能肯认孔子易学之大体。因此，子夏易学直承孔子易学，兼容“古义”和“新义”，正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