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仁义治国的帝皇（1）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去世后，太宗皇帝到朝廷处理政事，对朝臣说：“人用铜作镜子可以使衣冠整齐；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亡；用人作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朕曾依靠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征去世，我失去一面镜子了。朕最近派人到魏征家里，得到他遗表的草稿，只有一页纸，才写了一半，其中可辨认的几行字说：‘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破败。

公卿大臣之中，陛下对他们的感情有爱有憎，往往憎的只看到他们的恶，爱的只看到他们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们的恶，憎而知道他们的善，除去恶人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能兴旺发达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征所说的这种过错。公卿侍臣，可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这种过错，一定要进谏。”

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后，借鉴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一个人不能独断天下之务，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忠良辅弼，听取臣下的谏议，修正为政方面的过失。于是，便拜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任谏议大夫后，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错误，在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就俭、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等方面提出了大量好的意见建议。

有一次，皇帝问魏征说“做君主的人用什么方法能做到明，犯什错误会导致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是由于能多方面听取意见；之所以暗，是因为偏听偏信。从前尧、舜打开四方之门，广招贤才，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虽有共工、鮌这样的恶人，不能蒙蔽他们；言语动听行为背谬，也不能使他们受迷惑。

秦二世居于深宫，偏信赵高，天下离散叛乱却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领兵准备攻城却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造反的人到处都是却不知道。所以说，君主能多方面地听取意见，那么奸臣就不可能蒙蔽君主，而下情也就能上达。”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征以秘书监的身分参预朝政后，以光武帝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设置都护的例子，劝谏太宗不要“为了异族而使中国受害”。皇帝称赞他的“意见很好”，立即把发布的诏令追回。由于纳谏如流、及时采纳好的意见建议，太宗即位的第四年，一年中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刑罚弃置不用的地步，米价每斗才三钱。

在这之前，太宗曾经感叹道：“现在处于大乱之后，国家很难治理吧!”魏征说：“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象饥饿的人容易给他准备吃的。”太宗说：古人不是说善人治理国家要经一百年，然后才可以制服凶残的人，从而废除死刑吗？魏征回答说“这话不是为圣人哲人说的。

圣人哲人治理国家，理应象回声一样，一年便可以有成效，并不是那么费力的事。”封德彝否认说：“不是这样。夏、商、周三代之后，浮薄诡诈之风日益滋长。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都想把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不是能把国家治理好而不想。魏征是个书生，喜欢空谈，他的话只会使国家混乱，不可听从。”魏征说：“五帝、三王不是换掉百姓而后教化，实行帝道便称帝于天下，实行王道便称王于天下，就看所实行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