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路径就是用农村发展来解决一部分问题。农村的产业化不能绝对解决农村的问题，但至少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差距。每有1元钱初级农产品，在美国增加的附加值是3.72元，即1元钱初级的农产品经过美国人加工以后可以卖4.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即1元钱初级农产品经过日本人加工后能卖到3.2元。而中国的附加值仅仅是3毛8分，即1元钱初级农产品，最后我们只能卖1.38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如果我们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0.38元的附加值翻一番提到0.76元，也很可观了。对农村本身来说，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潜力。我认为这是比较务实的思路。

第二条路径就是城市化。中国每年大约1000万左右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使得农村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又减少了1000万，1000万的人口在城市当中会寻找一些新的机会。刚才说的产业化思路，实际上需要国家补贴，农村人口如果像现在这样仍然多达七八亿人，那其实无论产业化也好，国家补贴也好，都会受到严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不管根本思路如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都是分解路数的一部分。

　第三条路径就是国家的投入。虽然大家都会说，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制度建设比钱更重要，但建设新农村，国家还得向农村投入。我想，通过农村自身有限发展，一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国家再有一些投入，原来农民自己办的教育国家大部分承担起来，原来农民自己修的路国家承担一部分，原来完全没有的社会保障，国家能够帮助搞起来，农村生存状况恶化的速度会大大减缓，甚至说不定会有改善。

新旧“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中的“三元结构”

谈城乡关系的时候，讲得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二元结构”。但是这个二元结构我们往往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所以我提出了一对概念，把二元结构分成两种，一种叫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一种叫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改革前我们基本上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当时主要围绕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给制度等等这些因素构造起来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是非常严格的，它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程度至少从城乡事实上不通婚就可见一斑。但是有一条人们往往忽略了，就是即便在那样一个严格割裂的二元结构当中，城市人挣到钱以后，这些钱还是要到农村周转一圈。那时候夫妻两个加起来月收入100元，用于购买柴米油盐可能占到了2/3，也就是城市人口的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其他产品。但现在问题完全变了，现在假设夫妻二人一个月总共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