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就开始进入这种转折，但就是转不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转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然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后来“二战”爆发，西方才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变。所以朦胧一点讲，整个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干了一件事：使得这个社会完成了从一个生活必需品时代到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猛一听可能觉得奇怪：过去是柴米油盐的生活必需品时代，现在是汽车、楼房的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不挺好嘛，怎么出现大危机了？这个转变从个人的角度看，丝毫困难没有，从社会的层面来说就非常不容易。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相适应的一套消费模式，就必须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的条件来支撑它。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三条非常重要。第一条就是社会保障。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社会保障是一件花钱的事，总以为政府手里钱多得花不出去，才会有社会保障，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大萧条是1929年到1932年，美国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是1935年搞起来的，当时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中走出来。为什么？很简单，没有社会保障，消费者就不敢买东西。

第二条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现在人们在讲一个社会要以中产阶层为主，这其实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条件。当时美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人从农村刚刚进入城市，文化水平低，收入也很低。但是美国比我们多了一个工人运动，多了一个工人可以对资本家进行博弈的工具，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工人工资迅速提高。现在我们讲中产阶层的社会，一定不能理解为这是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中产阶层的壮大，是和一连串的城市市民和工人阶级的权利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斗争的结果表面上是工人工资增加，但同时也意味着购买力提高，资本家的东西可以卖得出去了。

第三条就是城市的人口必须达到一半以上。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40%左右，但这其中包括所谓在城市中连续居住达到三个月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像北京市石景山和深圳市那样“农转居”的人口，所以真正城市人口可能远没有这么多。城市居住的人群达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这个社会就进入不了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最近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过去在三农问题讨论中，我觉得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总想找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而实际上我觉得三农是一个没解的问题。这次新农村建设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针对一个没解的问题，采取分解的方式来逐步缓解，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把一些相关政策都归到一起，按照类型来分，我觉得至少能分成三条不同的路径，然后多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