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北京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70%)来自汽车尾气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来自燃煤。

我们记得2015年9月的蓝天，被称为“阅兵蓝”。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据报道，京津冀地区完全停产的(或许可疑)企业数目大约5000家。

这些企业养活了多少人口?或许有很多小企业，或许，平均而言，一家企业养活1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万工人家庭总共有大约250万人口。

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单纯命令这些企业永远停产，中国社会可能需要完全负担250万人口的生活费，假设每年每人4万元，一共要支付的费用是1000亿元。试问，北京市政府愿意每年损失700亿元还是愿意每年支付1000亿元?

其实，也可以干脆由北京市转移支付每年700亿元给这些企业，前提是永久停产。不过，动态而言，这一方法无效，因为它可能诱致更多的污染企业到北京的政府来“索赔”。更何况，这些完全停产的企业还有“乘数”效应呢。

能否诱致对抗雾霾的新技术?当然可以。问题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西方社会负责研发而中国负责制造。雾霾是中国现象，西方研发部门没有积极性研发对抗雾霾的新技术。

于是，中国必须，这一次是真的，自主研发对抗雾霾的技术。我很怀疑德国研发的过滤雾霾的纱窗，之所以一年多没有进入市场，是否合用?

根据一份报告，各种口罩的抗雾霾实验，其中3M专业口罩(带气阀的)大约可降低PM2.5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目前室外污染指数500，带着这种口罩可使进入鼻腔的空气的污染指数降低至大约50，仍然不健康，但凑合活着吧。

我的观察，绝大多数开车的中国人，更愿意继续开车，同时在车内安置一台或更多空气净化器(几百元的那种)可降低污染指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然后，在室外或车外戴口罩。所以，最终的受害者仍是他们的孩子（更易污染，更缺乏戴口罩的习惯，更喜欢户外活动）。

最后，我意识到雾霾在北京地区似乎有一种类似“收益递增”的趋势：严重雾霾导致更严重的雾霾。这就意味着开篇所述的第一阈值在持续下降，直到使北京地区永远笼罩于雾霾之中。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均衡，或许是最可能出现的长期均衡。

那时，根据以上分析，北京的大街小巷能见度不过五米，昼夜灯火通明，防毒面具和氧气筒(至少在新技术出现之前)成为与iPad同等重要的日常可穿戴设备。由于终年不见阳光，“雾霾抑郁症”成为北京地区最常见且最高发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