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都够呛。所以，如果以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话，那就不要改革了。”

周天勇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办法，是把三中全会方案作为立法通过，最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要按照这个来进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话，有的时候你一想，你连改革都没有改革，经验教训在哪都不知道，你想立法去改革？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系列的收费罚款要紧急停止，不是说要把法律清掉，再立个法以后才能把这些费清掉，我估计那时候企业都死光了。”

另外，周天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和调整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要坚决朝着三级政府的改革迈进。没有那么多税种可以设计实现让五级政府存在，而且五级政府的效率、层次及规模都消耗财政资源，一定要推进省直管县，划小省级区域。

其次，按照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要把地方的事权设定独立的税种。“不能共享，大的税让中央拿走了，小税留给地方好几级政府，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去乱收费、卖地而且是疯狂卖地，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再次，要控制三公支出以及政府机构编制人员的增长。“我们发个文件就可以建一个机构，党委班子会上一讨论就可以建个机构，建个机构就要配干部发工资，没有钱最后就去收费。发改委、物价局等机构里这样的事情做得太多了。”

“三中全会说到税收法定，我想应该收入法定，政府的所有收入都要法定，不能任何一个部门立一个部门法律或者部门条例就可以收费。”周天勇说。

（周天勇，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