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十年之变: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

是重建总体性的权力,还是重建社会?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已经到了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

 即使从经济的角度说,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这是已经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实质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机制,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整合;同时也意味着,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自组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利益分化基础上新的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除过去强调的与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外,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要看到,在总体性社会的时代,一般所说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但那时候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相对简单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很有限,比如在经济上,当时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调拨,以及种类有限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计划的制定。但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远不是那时候能够比拟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完善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和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就会造成对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的需求,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

尽管这样的权力在应对某些挑战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比如在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以及大的自然灾害上,因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动员力量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相对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为什么人们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很不够用的原因。

以社会重建防止社会溃败

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如此一来,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这无疑是我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