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机制是利益协商的利益。

第六个是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终止的机制。这个社会这么大、矛盾这么多，总得有一个程序，到了什么地方到此为止。我们司法上有一个叫终审，谁能够保证说到了终审就是百分之百的公平呢？谁也不能够保证，但是没有办法，它总得有一个到此为止的东西，所以到这里就算完了，哪怕不公平也只能这样了，这就是矛盾终止的机制。

第二，我们需要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

几天前我曾经在一个帖子的后面看到一句留言，他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我亲爱的祖国需要维稳呢？这句话其实很让人们深思。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比较多，但问题是怎么看待它。如果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思路出发，我们来看待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是现在的社会矛盾是比较多，但是除了极少数像“藏独”、“疆独”之外，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就是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最基本的基调，应该放到这个上面，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第二个结论，我们现在一些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之所以会激化，转化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由于与利益关系解决得不好有关系。

第三个结论，利益关系为什么解决得不好，是由于缺少一种制度化解决利益问题的机制，也就是前面我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如果这样来看，就有一个事情需要明了，就是说解决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一定要有一个双重的目标，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要有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另外一个方面要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我这里讲的双重目标，绝不是因为一种理论上的兴趣，而因为现实当中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在现实中是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只要一个得牺牲另一个，只要一个得压制另一个。我们要的就是所谓的稳定，而且这个稳定实际上是一时的天下太平，我们为了要这个，就得压制利益的表达、利益的均衡机制，最后的结果是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要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利益关系就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得维稳。

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结果，中国这个社会在这样的一种维稳的思路之下，最后将会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规矩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说明显地在朝这个路走。为什么呢？我们维稳、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方式，反正你这里不能出事，我不管你怎么解决，不出事就行。这样的一个社会，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不出事就行。什么样的问题我才给你解决呢？会出事的问题我才解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有规则的社会，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规则，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是什么呢？你遇到一点事会想什么呢？首先第一步是找人，第二步是找不着人怎么闹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