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国为什么尚未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在《世界经济学人》撰文指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不仅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而且通过抑制需求，开始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正因为如此，调整利益格局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孙立平认为，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入相当缓慢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同时国有资产开始流失，并由此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开始明显失衡。

国有资产的流失始于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双轨制。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双轨制可能也不失为撬动旧体制的杠杆，但由此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不容否认的。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此外，腐败也在财富的聚敛上扮演更为实质性的角色。而在城市拆迁中实现的财富掠夺更是无法计算。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隐性掠夺。这主要包括：一是在前几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基本社会保障，至今各种社会保障覆盖面勉强达到城市人口的一半左右。二是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支出的大量增加，成为一部分居民致贫的直接原因。

孙立平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的分配，都是与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它使本来收入就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城市居民享受到较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福利和公共产品分配不公的结果是使得我国本来就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即使是在城市内部，社会福利与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被少数人占有，比如医疗。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并不富裕的国家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中国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

孙立平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但在我国，由于收入分配的非规范化，除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之外，有关部门对其他收入数据很难掌握。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引起警惕，即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个人收入所得税也是最容易征收的。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

政府难以分辨富人和穷人，再分配的调节措施难以准确落实到人头。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在有效缓解贫富差距方面作用有限，有时甚至起反向的调节作用。这无疑也会扩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