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 众”。
古代的共同体成员可以不关心政治，但现代的“群众”不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权利和利益是他们的痛点和敏感点，而这是由政治分配的；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不利用他们的心理能量，明显成不了大事，这使他们哪怕被当成台下“沉默的大多数”，也不会按捺太久。
群众心理的介入，使近代以来的政治图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画面：
一个画面是在剧烈的政治转型时期或国家里，群众心理的存在，构成了政治领袖产生的沃土。像拿破仑、列宁、林肯、毛泽东等，虽然政治理想不同，但都善于听懂人们内心的声音，而且一呼百应。
另一个画面，则是在政治结构已相对稳定的时期或国家里，各种政治理念，已经变成人们的日常观念，并且可以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的制度来达成——或者，政 府、政党已控制住政治结构，个人的魅力相形暗淡，这样的时期或国家，卡里斯马型领袖退场，常态下的政治家则走到舞台的中央。
就是说，在这个画面里，没有一个政治家仅凭个人魅力就可以扭转乾坤这回事了，很多东西都已渗进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政治家更加需要焕发的是勇气、智慧、决断等美德。
无论奥巴马如何做，他已经不可能是第二个林肯，美国民主制度的成熟运作，不会依赖“奥巴马”这个符号。但他碰到的问题，和很多国家的政治人物碰到的是一样的：要获得执政合法性，必须要民意支持；而要推进某个施政目标，遇到阻碍，也必须民意帮一把。
既不“精英”，也不“民粹”
今天，民众身上的“热情或激情”，包括愤怒、希望，一直在中国社会空间中弥漫，寻找着出口，对政治、社会结构，不时地冲击一下。
面对渴望公平，渴望没有腐败，渴望吃得上安全放心的食品，渴望拥有平等权利，渴望扩大政治参与的群众心理，该怎么办？
有两个极端是应当避免的。一个是保守、维护既得利益的“精英政治”，另一个是激进的“民粹政治”。
在民众迫切要求变革的国家，精英政治的恶果尽人皆知，曾经的南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独裁资本主义”即是如此。
比如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31年的苏哈托政府。在其任内，印尼经济得以大幅增长，但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几乎垄 断了印尼最赚钱的行业。其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掠夺没有受到其政府庇护的企业和民众。仅仅是他的家族，从其独裁统治所得到的收益 就超过150亿美元。
结果是，1997年的一场金融危机，把印尼打回原形。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发展成果”被少数特权阶层独占，它一定是脆弱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