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不堪一击。
一些人所鼓吹的“精英政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能是一副毒药。30多年的改革，逐渐坐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维护一个具有剥夺性的利益秩序可谓殚精竭虑，办法就是让“精英俱乐部”垄断对制度、政策的影响。这是以制造问题的方式，来加剧问题的爆发。
既然对抗群众心理，只是在火上浇油，那么，一味地迎合群众心理，走向“民粹政治”，那又如何？南美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就是这样操作的。
民粹政治，是对精英政治的一种强烈反弹，相当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因为剥夺得越深，对公平的渴望就越蚀骨。处于政治社会转型时期，而且贫富悬殊的国家，最容易发生民粹政治，善于利用群体心理的政治家，甚至可以把自己造魅为一呼百应的领袖。
饱受精英政治折磨的委内瑞拉给了查韦斯机会。在“民主”的制度外壳下，他描画了一幅“剥夺剥夺者”的图景，让“受够了”的人们激动万分。此后，在“民意”的支持下，他的“政治理想”频频得手，民粹政治也因此逻辑地走向威权主义的政治。
民粹政治的多种弊端无须阐述，但有两点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一是固然满足了民众当下的胃口，但却给未来留下了隐患；二是民粹政治靠个人魅力玩，而不是政治结构的稳定，因此风险极大。
“吊群众胃口”？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反思一下：在中国，改革的政治家群体在和群众心理“互动”时，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又应避免些什么？
首先，当一种有助于实现政治理想、施政目标的制度或改革措施，在其出台或推进的过程中，同时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有强大的民意支持”这两个变量时，应果断顺应民意。因为这正是召唤出政治家气魄的时候。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这样。
从群众心理这个变量上看，民众是腐败的受害者，具有一种“被迫害心理”。解决腐败问题，就是对他们“心理问题”的一种治疗。但很清楚，官方的各种反腐表态，从语言的功能上，最多只是安慰，而不是治疗；而在很多时候，这些语言和腐败的现实映衬起来，在心理上还构成一种欺骗。
在一个连“二奶”、网民都充当了“反腐先锋”的国家，还有什么能让群众对腐败问题的解决抱有预期呢？只有这两点：或者，真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腐败，或 者，他们一直期待的，被视为是反腐的万应灵丹的制度出台了。而这样的前提，是他们预设了腐败问题，只有超越了官僚集团利益的政治家才能解决，因为他们对官 僚机构已经不信任。
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迟迟不出台的情况下，群众心理会经历这样的演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