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亲聆》中这一段：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象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

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

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

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这一段话其实含义非常具体，随着毛泽东搞新民主革命过来的那些人都真的有社会主义理想吗？真的有共产主义信仰吗？看看戚本禹自己看到的，是个什么样子！

刘少奇左右摇摆：一会儿反对合作化；一会儿搞人民公社又搞共产主义极端，要消灭家庭；再过一会儿，又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反正没有谁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政治神经病。

而陶铸呢？对文化大革命一切抽象的都支持，一切具体的都反对。何为具体？涉及他们的特权、地位、权力了就是具体。何为抽象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口号都是抽象的，如“我们不但要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抽象的，就是陶铸不反对的。陶铸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最庞大的“新民主革命的革命者队伍，包括大部分老帅在内”。

我在《暗桥》里说，毛泽东是真的秀才遇到兵，那些老帅们只认一个理：老子现在有房子、有保姆、有警卫、有车子、有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还要他娘的什么社会主义？谁要改变老子的这一切，老子跟他拼了。

而谭震林在二月逆流（现在一般叫二月抗争）说：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就已经说明，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坐江山了，管它这个江山是什么颜色的，都叫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是要建设一个确确实实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也是戚本禹《亲聆》文中道出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