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武帝“尊儒术”的落实，公孙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公元前124年提出并拟定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前者大致要点是：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二、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三、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及补官条件，则主要是以“通一艺（经）以上”、“先用诵多者”为准，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

上述措施在扩大儒学的影响、扩展经学的应用范围，起到重要作用。如博士官弟子的设立，并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使儒学研究者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为“尊儒术”提供人员保障；而从学儒者中提拔官吏，也吸引了大批读书人，使经学之士在官员中的比例逐渐增大。

显然，儒学成为中国王朝正统统治思想，是通过汉武帝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等，以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形式确立的，儒学的这种地位延续到清朝都没有改变。

不过，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彻底排斥其他学说，更没有采取灭绝百家的极端措施，其“罢黜百家”仅仅是罢退诸子学官，而且允许其活动，甚至对有才能者亦加以任用；前朝的一些信奉黄老说的大臣们也仍被重用。

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汉武帝是“悉延百端之学”。而其施政思想中除了王道（儒家），还包含 霸道（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等。要知道，五经中的《易经》也是道家和阴阳家的经典，《书经》则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显然，汉武帝尽管重视儒家学说，但却不拘泥于一家，而是为了其统一大业，选取诸家学说中有用之处为其所用。

兴办太学

太学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国人喜欢把高、大、甚、最这些意思，与“太”字相关联。譬如太阳、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学就是指最高学府，即天子掌的中央大学。

上古时期中国已经有高等学府，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学称谓也各不相同，西周时太学一词出现，西周时的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当时的太学不是单纯的学府，还是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等场所。直到汉武帝时期，太学才成为专门传经授业的中央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