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走向胜利(3)

王立华:走出困境走向胜利(3)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与贺子珍生的儿子毛毛,长征出发时送给苏区老乡,仅4岁的孩子就站在路边给他们送行,但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此后再也见不到了。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二)在生死存亡关头抓住转机
首先说明一下,转机的前提是排挤掉毛泽东后,由中央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损兵折将遭到惨败,不得不撤离辛辛苦苦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了两个人物。提出了两个要求。斗争三个回合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一是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是反对毛泽东的,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先争取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敌炸弹炸伤,把肚子炸烂了,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再争取的是张闻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长,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开始也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张闻天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这个信息后,毛提出与张、王一起跟着中央纵队走,博古觉着毛、王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这种想法显然失算了,这是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取得的一个小胜利,由此形成了担架上的“三人团”,他们3个天天在一起行军,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得出的坚定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争取到这个条件,就没有一步步战胜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不排除随红军大部队一起被消灭掉的可能。二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86000多还剩3万多人,损失过半,湘江漂满红军指战员的尸体,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一系列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三是斗争了三个回合。一是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往北去,与贺龙他们会合。毛泽东提出往西走,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明他们的意图,在前面已经布下重兵,不能钻到他的口袋里送死。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战后难受得差点要自杀,正六神无主也没有否定,最后多数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否定了李德的意见,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二是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到贵州黎平后,博古他们还要北上与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与周恩来用英语大吵大闹,周恩来与李德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拍灭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后对周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此分化。周恩来自己回忆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三是猴场会议,否定了 “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猴场在贵州瓮安县(有“瓮安不安天下乱”的说法,去年因一女中学生溺死,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引起中央高度关注),李德在这里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有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四是遵义会议成功崛起。前面三个回合后,内部还是争论很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稼祥对毛主席提出,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和博古轰下来。毛主席说,就我们两个人,开得起来吗?要活动活动。并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对张闻天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张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接着,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周也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建议,王又找到其他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取得大家支持后,便通知博古到遵义开会。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部队领导7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列席会议3人(李德、邓小平、伍修权),对邓小平是否出席有争议,因为陈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上没有,邓自己、杨和伍后来回忆说有,共20人。
开会时,在会场靠门口处给李德放了一张椅子,让他处在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先由博古作主报告,再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们讲完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作了个反报告,彻底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紧接着,毛泽东发言,他讲其他问题暂不争论,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讲了近两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透彻,稿子和记录都没有留下来,主要思想后来毛主席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毛讲完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是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不长,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然说话不多,但份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要知道,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会议开了3天,决定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但周恩来仍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然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实际上也成了全党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