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当时蒋介石急于请王明到武汉去谈谈，以周恩来、王明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武汉，中央整个工作还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还是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王明去武汉后就不想回来了，周恩来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自己当副书记，(项英主持东南分局，也听他指挥，导致后来皖南事变)王明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推行他那一套右倾的东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维汉去看望毛泽东，毛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谁当师长却在一天内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的，让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恒代理;一个是八路军集总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下的，让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了几个小时，就以集总的命令为准，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弼时已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王稼祥一起，把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还拨出30万美元，让王稼祥回国转交给中共中央。

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华北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改编时5万余人，出师敌后一年，就发展到18万多，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的项英也听他的，在南方却处处碰壁根本发展不了。按照毛主席后来的说法：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这样的事实，也在客观上使大家认清了谁是谁非。

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至11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还是让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

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负有较大责任，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和决定，政治局和书记处都由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在书记处范围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