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他最后的话中却反复说：自己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才做了共产党领袖的，四中全会受到批判撤职后，政治上疲劳、倦怠，对于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就依着怎么做，中央认为自己说错了就立刻承认错误，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还说自己已经死灭，没有力气再跑了，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这与毛泽东比起来是很不同的。

二是不放过机遇。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关键点上，勇敢而机智的抓住机会，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形势是自己营造的。

我们想想：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如果不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情况下，坚决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对博古、李德义愤填膺时，及时组织遵义会议;如果不是在长征路上，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举手表决20多人同意他重新领导军队;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代表张浩，巧妙地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去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等等，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系列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些时间，其中有寓意深远的考虑。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开北上时，陈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泽东，曾最排挤毛泽东的李德抢上去抱住李特，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