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杨：听说您是在下乡插队期间入团、入党和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在当时对你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谈一谈这一段的经历?

习：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在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30多岁的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求我回去工作，县里同意我回梁家河大队工作。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申请书前后写了8份。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吃两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您该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