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您在前面讲，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里“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才了解的。看看当时的中央文件与当地实际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2万9，号称3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8个省部级干部里头，我了解的有王岐山，他现在是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