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哪个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过几天，又写了第2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8份。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当写到第8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在我进一步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5天，最后就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在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干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是你学校寄来的。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因为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够枪毙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说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哪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