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年中，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人们经常感叹发展方式转变之难。其实，特定的发展方式是与特定的权力模式相联系的。如此狂热地追求GDP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性的结果，而在权力受到民众有效制约的社会中如此不惜代价地追求GDP是不可想象的。

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腐败也必然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应当看到，腐败只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公信力严重丧失，政府、司法、媒体等公共机构的公信力有丧失的苗头乃至趋势。公信力一旦丧失，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性瓦解。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强权力与弱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就是通常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近些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结果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应当看到，这个因素已经开始成为危害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力，造就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一段，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社会溃败的根源即来自权力的失控和失控的权力与市场因素的畸形结合。

然而现在，笔者要说的是，比社会溃败更危险的是对诸如此类现象的错误反思。在由于权力失控导致的治理效能下降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思路是进一步强化权力。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在缺少对权力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强化权力，结果只能是权力的进一步失控，并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