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社会体制，虽然有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

市场经济与社会初步发育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改变社会体制模式的重要力量。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即从行政化配置到市场化配置，原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市场和社会支配的“自由流动资源”开始出现，市场和社会开始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不仅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而且使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得以发育。与此同时，由“政策允许范围内”构成的“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展。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催生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相联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而这种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是以市场中交易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正在开始形成，自然的民间社会开始得到恢复，公民社会开始萌芽。这就直接意味着社会的重建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调整。

同时，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社会精英开始重现。目前，这个社会精英群体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部分国企经营者。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地方行政精英，其身份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民间精英，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体制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在整个充满生机的1980年代，社会活力迅速迸发出来。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单元，由于部分地获得自主性而开始成为社会中活跃的主体；在勤劳致富预期的激励下，人们用更加积极的劳动，为自己和社会创造着财富，甚至那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有的成了被称之为“个体户”的成功者；社会中的思想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自信；同时，多样性导致的社会的弹性也在增大。此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潜力释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