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但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无疑还是弱小的，特别是初步发育的社会因素与一个相对自主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社会还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就此而言，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转型期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在下述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以及大众消费社会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生活空前复杂化。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就是这种经济生活复杂化的一个体现。与此同时，转型期的变革也需要在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对许多问题作出决策。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的治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是重建总体性的权力，还是重建社会？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已经到了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

即使从经济的角度说，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这是已经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实质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机制，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整合；同时也意味着，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自组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利益分化基础上新的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除过去强调的与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外，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要看到，在总体性社会的时代，一般所说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但那时候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相对简单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很有限，比如在经济上，当时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调拨，以及种类有限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计划的制定。但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远不是那时候能够比拟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完善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和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就会造成对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的需求，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