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开的)：送红包、塞红包”(可对比《现汉》1989年《补编卷》第206页与2012年修订版第536页)。这个肯定红包导致红包泛滥。

2012年修订版不仅不纠错，还把“(非公开的)：塞红包”删除，改写为“送红包、发红包”，更加正面肯定“送红包、发红包”。

据报载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国内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黄峰平因贪腐罪获刑十四年，查到他所收到的尚未打开来的“红包”就有400个(见《扬子晚报》2015年2月16日A21版)。行贿、受贿靠“红包”。“送红包、发红包”到处风行，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给阿姨“送个红包”会得到“额外”的照顾，长大后也会用“红包”开路了。红包就比滥发奖金更泛滥成灾，导致腐败，难于收拾。至今已发展到“抢红包”了。

11.《现汉》修订者增收录词目：“【创收】(动词)学校、科研机构等非营业性单位利用自身条件投入社会创造收入”(《现汉》2012年版第205页)。同样不问姓社姓资去追求“钱”。

这个“利用自身条件”搞“创收”也是导致“腐败”泛滥的，如某些学校“大卖文凭”搞“创收”，某些大学“利用自身条件”，在“录取新生”、“转学”、“自主招生”、“安排工作”、“调整专业”等等方面索贿受贿，成了“腐败的重灾区。”(见上海《报刊文摘》2010年10月22日第1版和《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19日雷宇甘晓文)。

有个公安派出所也“利用自身条件”开“妓院”搞“创收”，它的条件是在它管辖范围内的“妓院”不抓嫖娼者，使嫖娼者感到安全(见上海《报刊文摘》1991年10月8日揭露)。

12.《现汉》修订者取消“三反”词目：“【三反】指1951-1952年10月，我国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三反运动(可对比《现汉》1989年版第429页有此词目与2012年版第1116页取消)。

这是对1952年“三反”的否定，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三反”了，给贪腐者吃定心丸。

13.《现汉》修订者删改【拒】词目，把“拒腐蚀，永不沾”删除(可对比《现汉》1979年版第605页与2012年版第703页)。

这是毛泽东表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名句和对党员干部的教导与要求。

如果大家都“拒腐蚀，永不沾”，那就会妨碍收红包、滥发奖金了，也会妨碍把中国这个“大修道院”变成“大妓院”。于是，《现汉》修订者就把“拒腐蚀，永不沾”作为“陈旧过时的旧观念”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