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诗歌大国的奠基者

试问,整个唐朝,有哪位文人是因为在诗文中讽刺社会、批评现实受到过朝廷惩罚的?以杜甫、白居易那样批判现实时的尖锐激烈态度和热辣犀利程度,在许多朝代都会是惹祸上身乃至累及亲族的。但是,在唐朝,他们都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安然无恙,毫毛无伤。
唐太宗自身十分喜爱文艺,曾满腔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但是,他对文艺创作采取的却又是如此毫不设防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相互矛盾的。文艺爱好者,大多会认为,文艺对于社会、国家是会发生重要、深刻影响的。这文艺爱好者倘若同时又是统治者,则会对文艺怀有敬意的同时,也怀有戒心,想方设法加以利用,挖空心思进行管束。
究其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唐太宗为人的宽容豁达;二是唐太宗吸取了几个前朝皇帝失败的教训。
《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第二十九》记载,李世民即位之初,根据周文王“生不讳其名”,文王名昌,但是《周诗》有“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春秋》有“齐侯,宋公同盟于幽”等,因而颁诏:“……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贵为天子,竟然下令不必避自己的名讳,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唐太宗其人性情的宽容豁达。宽容豁达,源于自信。“聪明英武”、文武兼备的唐太宗李世民,是有这个自信资本的皇帝。
同上《文史第二十八》:贞观十一年(637),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唐太宗下令将自己的文章编辑成集子。不料,唐太宗不但没领他这个情,还说出一大套不编辑文集的理由:“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辞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最终也没有同意邓隆的要求。“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唐太宗深知,作为皇帝,他的主要职责是造福于民,而不是给自己谋求文名。显然,唐太宗是一个角色定位清晰、处事理性务实的皇帝。他的思想境界,今人多所不及。唐太宗的诗文,直到当代才有学人将其编为文集出版。唐太宗不愿意出版自己的文集,是他从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等人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知道,皇帝“大有文章”,不见得有益于宗族社稷。这跟近人王国维所说的“亡国之君,多有才艺”,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