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出自《论语》的子路篇。鲁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回答:“人们说:‘做国君很难,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就近于一言而兴邦了吗?”

鲁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说:“人们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违抗我。’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就近于一言而丧邦了吗?”

这里孔子认为,如果君主知道“为君难”,出言必会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知道“为臣不易”,就会礼遇臣下,广开言路,虚怀纳谏,而不会暴戾恣睢。这样,君臣同心,国家有治,就等于“一言兴邦”。

反之,如果君主刚愎自用,独裁专制,如果这个君主说得对倒也罢了;如果说得不对,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臣子投其所好,阿谀奉迎,直臣进谏则忠言逆耳难听,最终就要自食恶果。这样,就等于“一言丧邦”,也就是决策者的言行关系到国家兴亡,不可不慎。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的亡国暴君之一,他天资过人,绝非昏庸之辈。但是却恃才矜己,傲慢自大,从不听人劝谏,短短十四年就断送了隋文帝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开创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统一的河山基业。

他曾公开对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劝谏。如果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官,我更不能饶他。如果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但绝不让他出人头地。你记住吧!”甚至还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大兴土木,赏赐无度,追求享乐,四处游玩。一些忠直大臣担心这样下去将不利于隋朝的长治久安,纷纷劝谏或议论,希望他改正过来,但却都遭到隋炀帝的诛杀。

大业三年,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太常卿高颖劝谏说:“此乐久废,现在要征集,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会放弃原来的正宗而追逐这些末流,相互教习传播开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

为了向突厥启民可汗炫耀富有,炀帝令人制造大帐,可容纳数千人,在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人众,又赏赐启民帛二十万段。炀帝还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宰相苏威直言劝谏,炀帝不听。高颖、贺若弼、宇文弼等人都极力劝谏,隋炀帝扣上诽谤朝政的罪名,把他们全部处死。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的暴政已激起天怒人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四处燃烧,可是竟无人敢向炀帝讲真话。而此时炀帝还打算从洛阳到江都去游玩,右侯卫大将军赵才劝谏说:“如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回京城,安定黎民百姓。”炀帝勃然大怒,将赵才逮捕下狱。

建节尉任宗是个小官,上书极谏,当天就将他在朝堂上杖杀。炀帝一行走到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示还京城长安,炀帝杀掉他后继续前走。到了梁郡,郡上有人拦住车驾上书说:“陛下若是去了江都,天下就不再是陛下所有了!”炀帝又将来人杀掉。

当时大官不敢劝谏,小官被杀,又让无官的百姓来谏,隋炀帝则是来一个杀一个,毫不手软。

不久,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将隋炀帝勒死在江都宫中,隋朝随之灭亡。但炀帝至死也没有反思己过,当反叛他的亲信马文举等要杀他时,他还问:“我有何罪,该当如此?”

马文举说:“你置宗庙于不顾,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得丁壮死在战场,女弱填入沟壑,万民失业,变乱四起,你还能说没有罪吗?”

唐太宗深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他曾对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却不是这样呢!”

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人君为难,只因为出言即成善恶。如果人君出言后能听一听臣下对自己过错的劝谏,国家就会兴盛;若出言后只想让人服从,国家就会灭亡。古人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能,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

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为了了解施政得失,及时改过迁善,唐太宗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要求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徵,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

魏徵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唐太宗以人为镜匡正自身言行的坦荡胸怀,群臣不避逆鳞直言敢谏,这无疑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